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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2 05:17:18

                                                                    事实上,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新冠疫情和种族冲突只不过加剧了已有的趋势。在其主编的《分裂的民主:政治极化的全球挑战》( Democracies Divided: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一书中,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的源头,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内战。到奥巴马时代,两党的极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特朗普时代两党党争的很多端倪,在奥巴马时代已经显现出来了。例如,奥巴马上台之初,共和党人就明确说要让奥巴马只干一届。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控制国会以后,奥巴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诉诸行政命令,绕开国会,于是共和党又指责他“帝王式总统行为”(“imperial” presidential behavior)。

                                                                    印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中国产品?“The Logical Indian”新闻网10日援引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对于来自中国的约4000种进口产品,包括手机、电信设备、相机、太阳能电池板、空调和青霉素等在内的327种产品可以找到替代来源国或可以在印度生产。这份报告称,上述“敏感进口产品”的价值占到从中国进口产品总额的3/4。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有类似观察,他认为总统依据紧急状态,绕开法定程序,主张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的“紧急状态政府”,日益危及宪法原则。而总统所说的“紧急状态”,一大来源就是战争。长期以来,总统都在主张战争时期的单边行动权力。比如林肯在美国内战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状。但在最初的一个半世纪内,这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战争终究会结束,政治也终究会重返常态。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认为,至少自“二战”以来,战争比喻便开始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但在伦弗洛看来,战争思维并不是理解社会议题的恰当路径,对战争比喻的过度依赖,造成美国人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并阻碍了美国人正确理解并解决社会议题的能力。

                                                                    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丝·李发现,从长时段观察,美国政治的竞争性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高度竞争性真的是一种可欲的品质,回想一下美国历史上两党制运行最平稳、最受褒扬的时期,无一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党强势主导,另一个少数党配合辅助的时期,比如共和党主导的重建、进步时代与民主党主导的新政、“二战”时代。用政治学家萨缪尔·卢贝尔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太阳系的特点,不是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太阳,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每个时期的政策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主导的多数党内部解决的,少数党不过反射了多数党的光芒。照此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反常时期,因为今天的两党更加势均力敌,权力更迭更频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直觉的现象呢?

                                                                    既然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对它的反思自然也早就存在了。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一些特征,助长了政治极化。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是“体制问题”。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权力分立+两党制。通常认为,美国的两党制是高度竞争性的——两党要赢得一系列竞争性选举,才能入主白宫和国会山。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规范判断,它暗示高度竞争性是一种可欲的品质,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优点。果真如此吗?

                                                                    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极化的两党,导致美国很难组织起全国一盘棋的抗疫行动。正因为如此,政治学家西奥多·洛维认为,最适合美国政治结构的政党制度,不是两党制,而是某种“修正版本的一党制”——一个党强,一个党弱,但弱势党仍然有希望重新成为多数党。

                                                                    新冷战:难得的跨党共识

                                                                    福奇表示,有一种避免两种疫情融合的方法,“但这不是一厢情愿”。福奇先前提出的目标是到秋天之前每天少于10000个新增病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美国每天仍然有50000至70000例病例。福奇称,在美国实现这一目标似乎不太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法完成。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多么有力地向美国人发出这种呼吁,但他仍呼吁“如果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开放国家,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